还记得之前的文章吗？

众多读者对于该研究中的一个观点——即人类在十万年前再次离开非洲，全人类，包括我们中国人，都是非洲智人的子孙，而元谋人、北京猿人等远古人类已经灭绝，中国人并非本土演化而来——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撼”，他们纷纷提出疑问：

区区一个Y染色体，有那么难传下来吗？

中国那么多古人类，怎么可能没有一条“血脉”流传至今？

但其实这个结论并不新鲜，DNA证据也确凿到无可争辩。

古时男性所携带的Y染色体代代相传，其传承之艰难实属上天难及。陈老师今日将延续讲解，探讨分子人类学的最新进展，旨在使大家洞悉，这所谓的“家族传承的Y染色体”究竟有何等价值。

一．传基因易，传Y染色体难：尼人、丹人与智人的混血往事

在公元前一万年，全球人口规模大致为一百万。那时，人类仅存智人这一种群，其他人类种类均已消失殆尽。智人进一步分化为两个群体，一个在非洲地区繁衍生息，另一个则迁徙出非洲，他们已穿越白令海峡，抵达了美洲大陆的南部边缘。

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及西亚地区生活了数十万年，与智人并存长达数万年，直至约2至3万年前灭绝。至今发现的尼人骨骼距今已有至少3万年历史，而约2.4万年前的遗迹中，仍可见到具有尼人特征的活动迹象，例如使用火和石器的痕迹。相较智人，尼安德特人身材更为魁梧，但在语言方面却显得不足。智人则能够运用递归的语法结构，以表达极其复杂的思想内容。动物的言语以及尼人的语言缺乏系统，导致它们的表达能力难以提升。相较之下，智人的表达能力得以从束缚中解脱，迈向了无限的可能。根据当前的认识，这种信息上的优势对于生存至关重要，比如它能够帮助人们集结起更庞大的群体，以及说服并引导族群迁移至食物更丰富的区域。

在地球上的生物生存斗争中，尼安德特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们孔武有力，擅长团伙作战，甚至能够将熊从洞穴中驱逐并捕杀，以肉为食，其他动物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因此，不可能有某种动物崛起并消灭尼安德特人。普遍的观点认为，尼安德特人被智人所灭。然而，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尼安德特人消失的地区被智人所取代。但近年来，一些新的证据表明，这种解释可能过于简单化。

实际上，尼人和智人一同生活了数万年之久——自智人离开非洲以来，大约已有六七万年的时间。可以断言dnastar 11，智人对尼人的灭绝战争并未发生。此外，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外界所想的那样疏远，尼人和智人之间并未存在生殖隔离，在生物学上属于同一物种，甚至他们还共同孕育了后代。因此，部分尼人基因得以流传至今，在现代人类基因中占比约为1%至4%。如今，当人们检测自己的遗传物质时，居住在非洲之外的人们常常会发现，他们体内含有2%至3%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阿尔泰山的丹尼索瓦洞与欧洲的两个尼安德特人遗址

尼人与智人共处时期，存在一个名为“丹尼索瓦人”的族群，他们曾在亚洲大陆繁衍生息，最终却走向了灭绝。2008年，科学家们在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的丹尼索瓦洞穴中，发现了丹尼索瓦人的遗骨，这些遗骨的年代大约在3至5万年之前。

几个月前，《自然》杂志2013年12月发表的文章《The of a from the Altai》，其揭示的结论令人震惊。文章指出，在阿尔泰山洞穴中，丹尼索瓦人与尼人共同居住，并且成功测定了一个尼人的基因序列！这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中，有1%源自智人，而他自身对洞穴中的丹人基因产生了超过0.5%的影响，此外，还有其他未知的原始人种也对丹人的基因构成做出了贡献。

如此看来，尼人与智人融合的后裔，再度踏足中亚之地，与丹人共度时日。在远古时期，尼人、丹人与智人相遇，未必会引发冲突，或许还会和谐共处。异族相遇，往往能够携手共进，团结的力量更为强大。亦或是部分个体踏上漂泊之旅，融入他人的群体。

在农业社会形成之前，上古的人类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若是狩猎或采集途中走远，偶遇其他群体，尽管彼此外观各异，但大体能辨识出彼此属于同一物种。通过手势和呼喊，他们能够沟通并相互交流。单身男性得以加入群体，分配到伴侣，或是单身女性被纳入群体之中，这些情况都是可以预见的，对群体的生存发展大有裨益。然而，生存竞争同样存在，两个群体为了争夺领地，一旦发生冲突，便毫不留情。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计，并非像种族间的战争那样，刻意去追踪他人的行踪，不惜一切代价地消灭对方。赶走他人即可，若追击不止，直至对方死亡，这样的行为并不利于群体的生存。至于动物保护领地，同样遵循这一原则。

然而，尼人和丹族已然不复存在。有证据表明，丹族的灭亡并非智人所为。在东亚大陆，我们始终未能发现10-6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这形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空白期。这只能表明，东亚地区的“直立人”都已灭绝，而且并非被智人消灭，而是在智人抵达东亚许久之后，才填补了这一空缺。北京猿人与山顶洞人共同栖息于周口店的龙骨山，然而，距今20万年前，北京猿人已消失无踪，或许已全部死亡或迁移他处。而3万年前，山顶洞人这一智人族群抵达龙骨山顶时，北京猿人早已不复存在。

尼人、丹人，乃至更广泛的直立人种，其生存本就充满艰辛，面对环境变迁而灭绝并非令人意外。相较之下，智人却得以幸存并逐渐繁衍壮大。在这一过程中，智人与尼人、丹人有所基因交流，将后者的一小部分基因传承至今。然而，东亚直立人在灭绝前未能与智人进行交流，因此其基因并未流传至现代。

东亚直立人的Y染色体基因已经完全消失，然而尼人和丹人虽然有一部分基因得以延续，但在这两种人群中，男性的Y染色体基因是否也得以传承？遗憾的是，并未如此。

Y染色体，男性独有的DNA遗传物质，它代代相传于父子之间，而与母亲无关。

二．“Y染色体瓶颈”：环境危机下脆弱的“地球之王”

人类在与其他动物的对决中几乎占据绝对优势，尼安德特人这样的直立人已经站在了食物链的顶峰，而智人更是对其他动物毫无阻碍。然而，面对地球环境的变化，包括智人在内的古人类却显得异常脆弱。他们经历了反复的大规模灭绝，直到距今约1万年前，人口数量才勉强达到百万级别，甚至一度濒临灭绝的边缘。

古人类曾深受两大地质事件的深远影响，一是距今12800年的新仙女木事件，二是发生于75000年前的印尼苏门达腊多峇超级火山爆发。有观点认为，这场火山爆发甚至可能使得智人数量锐减至一万以下，人类几乎面临灭绝的边缘。

1815年4月，印尼松巴哇岛上的坦博拉火山发生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火山爆发。这次爆发喷出了高达1000亿立方米的物质，这些物质升腾至高空大气层，遮住了太阳，使得全球平均气温急剧下降了大约1度。北半球连续数年未见夏季，这一现象引发了19世纪最为严重的饥荒。

75000年前，多峇火山喷发的规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其威力至少是1815年坦博拉火山爆发的30倍之多！这场火山爆发导致全球气温急剧下降，降幅高达约3度，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千年的严寒气候，使得大量温带植被枯萎死亡。这种极端的寒冷天气频繁侵袭欧亚大陆，其恶劣程度远甚于导致明朝覆灭的明末寒冷时期。

在12800年前的某个时刻，全球气候本在逐渐回暖，却突然逆转，急剧降温，步入了长达1300年的新仙女木时期。短短十年内，全球平均气温降幅高达七八度，这样的降温速度和幅度令人惊愕。原本仅限于北方高纬度地区的喜寒植物仙女木花粉，竟然遍布全球各地。一种观点认为，北美地区存在一个与英国国土面积相仿的巨大冰湖，名为阿加西湖，该湖系冰河时期冰川逐渐消融所形成。该湖突然发生崩塌，导致大量淡水在短时间内涌入海洋，使得海水盐度降低，进而对大西洋暖流产生影响，这种正反馈效应促使冰面迅速蔓延。此外，还有观点提出，这一现象可能是彗星撞击地球所致，其撞击程度与导致恐龙灭绝的那次撞击事件相当。

新仙女木事件成因解释：12800年前的阿加西冰湖崩溃

北美地区的长毛猛犸象以及剑齿虎等众多物种已经消失。全球范围内覆盖着广袤的冰层，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相连。如此剧烈的降温使得人类难以维持原有的采集和狩猎生活方式。

这两个极端的地质现象，使得全球气候在短短一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记录中前所未有。若此类事件发生在现代，其影响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人类在面临这样的环境冲击时，确实有灭绝的可能。此外，还有许多规模较小但次数众多的地质灾害和气候变化冲击，古人类无疑多次经历了这样的磨难。

存在一种现象，足以揭示这种繁琐行为的严重性；这一现象即男性的Y染色体遗传信息。

人类的基因构成相对简单。观察非洲以外的男性，他们的Y染色体均源自远古时期的一个名为M168突变的男性。换言之，非洲以外男性的Y染色体基因链，仅与M168突变者及其直系男性子孙相关联，其他男性的Y染色体基因线则已消失。

Y染色体在从父系遗传给子系的过程中，存在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这些变异中的一部分会在后代中传播，进而形成新的特征编码区域。据估计，Y染色体大约每四代大约每100年会发生一次变异。

解释这个现象的学术名词叫“Y染色体瓶颈”（Y ）。

男性的Y染色体只能从父亲那里直接传承，与母亲无关，其遗传过程中只有继承和发生变异，不存在混合血统的情况。在同一时期的一群男性中，他们的父系祖先是谁，可以非常明确地追溯出来。追溯几代之前，男性的祖先要么是同一人，要么是不同的人，可以很清晰地划分出他们的谱系，例如，向上追溯10代，就会有10位男性祖先。若遭遇重大灾难，这批男子中将有九成不幸丧生，那么他们十代之前的男性先祖或许仅存两位。即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性数量得以恢复，但直系男性祖先的数量依旧将维持在两位。

也就是说，经历了人口数量的大幅减少后又逐渐回升的过程，一个群体的男性先祖数量显著减少。这样的剧烈减少与回升的现象，在长达数十万年的时间跨度内，反复出现。或许在距今约七万五千年的多巴火山爆发事件中，除非洲地区外的所有智人男性的祖先，都统一演变为携带M168突变的男性个体。

在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交融历史中，确实存在一些尼安德特男性，他们留下了后代，并伴随智人共同生活。然而，这些尼安德特男性的后代必须代代相传，不断生育男性，才能使得Y染色体基因得以延续至现今。同时，他们还需经受住人口急剧减少的大灾难的考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可能性逐渐降低，因此，现代男性中几乎不存在尼安德特人的Y染色体基因。然而，部分尼格利陀人的子孙通过轮流生育男婴和女婴，使得血脉得以延续，这些微小的基因片段也传播到了非洲以外的所有人类DNA中。至于丹尼索瓦人，他们与智人杂交，某些基因流传至今较为容易，而特定的Y染色体基因则几乎无法传承。

古时男性携带的Y染色体基因，在遭遇双重灭绝的威胁时，往往会导致后继无人（虽无男性直系子嗣，却可能拥有女性后裔，并非完全绝后）。一方面，由于灾难的打击，直系男性子嗣集体灭绝，受到瓶颈效应的消磨。另一方面，在漫长的生育过程中，由于运气不佳，原本数量就稀少的男性子嗣未能生育，或者仅有女儿。基于这样的机制，追溯历史，传承Y染色体的男性数量会逐渐减少。

因此，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古代男性的Y染色体基因，追溯至现今，几乎可以说是“寻踪难觅”，在非洲地区之外，唯有M168突变的男性成为了唯一的例外。

新的“Y染色体瓶颈”现象源自人类自身：它经历了从二叉树形态的扩张，转变为星簇形态的扩张过程。

古人类的Y染色体经历了一次瓶颈期，这可谓是自然灾害无法抵挡的；然而，自7000年前起，Y染色体的分布状况出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在随后的2000年里，男性Y染色体的多样性急剧减少，越来越多的男性拥有相似或极为相似的Y染色体，这表明他们拥有共同的近期男性祖先。

将男性依据Y染色体进行分组，女性则根据母女之间的线粒体DNA进行分类，这几乎意味着每一个男性群体对应着17个不同的女性群体。换句话说，女性群体并未出现多样性减少的现象，而且在此期间，人口数量还在显著增加。

请注意：线粒体DNA，简称为MtDNA，这一遗传物质只能由母亲遗传给子女，因为精子中的线粒体无法进入卵子。因此，每个人的线粒体DNA来源都是母亲，与父亲无关。

《基因组研究》这一国际知名期刊在2015年3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Y现象进行了探讨，指出其背后的原因并非自然灾害导致的人口减少，而是人类文化的变迁。

本文通过研究众多个体的DNA序列，进一步证实了先前理论，指出非洲以外的智人种群在大约五万年前经历了基因的显著减少，这一现象导致了基因多样性的大幅度下降。不仅Y染色体上的基因如此，人群所经历的周期性剧烈下降与恢复，也对所有基因的传承构成了挑战，众多基因的多样性均出现了显著减少。此外，仅在女性间传承的线粒体DNA（MtDNA）类型也在大规模减少。

然而，在7000年前人类大量转向农业生活之际，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男性Y染色体的遗传多样性如同再次遭遇了“瓶颈”一般急剧减少，与此同时，女性线粒体DNA的遗传多样性却并未出现类似瓶颈现象。

在7000年前，男性Y染色体的遗传多样性急剧减少，而与此同时，女性线粒体DNA的遗传多样性并未出现显著下降。

这表明，本次Y染色体的“瓶颈”现象并非如先前那般源于自然灾害，而是涉及新的机制。据此推测，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可能已发生变化，在农业时代，那些财富或权势较为显赫的男性，他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性伴侣，并由此生下了许多Y染色体高度相似的直系男性后代。然而，大多数男性却未能留下男性后代，导致后继无人。

复旦大学严实等作者的研究论文《Y染色体在40%的中国人中源自三个新石器时代的超级祖先》呈现了类似发现。该文质量上乘，其结论影响深远，早在2011年年底便已发布。然而，将稿件投递至《自然》、《科学》、《自然遗传学》以及《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等西方知名学术期刊时，却遭遇了学术界的偏见，屡遭退稿并需反复修改，这不仅耗费了大量时间，还导致研究成果的时效性大打折扣，最终在2014年8月，成果只能发表在级别较低的期刊《PLoS One》上。

严实等人的关键性成果在于他们揭示了三个Y染色体属于O类的汉人超级祖先，这些祖先在学术上被标识为Oα、Oβ和Oγ，人们通常称他们为“泰皇”、“地皇”和“天皇”。这三位祖先生活在约五千至六千年前的时期，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他们众多子孙的Y染色体呈现出星簇状的广泛分布。

在众多个体中频繁出现的DNA序列特征，我们通常称之为“单倍群”。其中，男性所携带的Y染色体构成的称为Y-DNA单倍群，而线粒体DNA所形成的则被称为mtDNA单倍群。Y染色体的变异导致了多种类别的产生。经过学者的深入研究，目前已知有18个主要的Y染色体类别，分别用A至R的字母编号表示。这些类别涵盖了现今全球所有男性的遗传背景。其中O类成为中国男性的绝对主流。】

何谓“星簇形”式的扩展？观察上方的图像，我们注意到，通常情况下，一个节点仅衍生出两个分支，即所谓的“二叉树”扩展。然而，图中特别标注的Oα、Oβ、Oγ这三个节点，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它们各自延伸出5至7个分支，呈现出典型的星（簇）形扩展模式。

星形扩散的形态，以“泰皇”为例，其七个分支并不意味着他的七个儿子各自产生了独特的子类，实际上它仅仅表明在较短的周期内，他的后代在Y染色体上出现了七种不同的变异类型。由于这个周期较短且年代久远，我们难以确切判断这七种变异发生的先后顺序。

这些“三皇”的后裔，在现代人的身体中得到了验证，这表明他们众多分支的后代均得以延续，并将基因顺利传承至现今，而且这些后代的数量相当可观。

通常情况下，二叉树的扩展显示出其祖先仅存活的“幸运分支”仅有两个。然而，实际上，它们的分支远不止这两个，其中包含了大量新生的叉枝。只是，这些额外的分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失，未能延续至现代。此外，若运气极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支或许还能继续分化出新的二叉结构。然而观察最终结果，可以发现每一代祖先或分支的分叉次数最多只会达到两个分支，突破这种“二元限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运气极佳，短时间内出现多个分支的现象也是极为罕见。

那么，三皇是如何打破这一界限，在短时间内让众多新类型的子孙代代相传至今天的呢？

四. 今天8亿男人都是历史上11个帝王的后代？

人类步入农业时代后，某些区域逐渐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社会结构，其中“三皇”等被尊奉为“至高祖先”及其后代，或许担任着部落首领、军事指挥官、贵族或富裕农夫等职务，他们具备了持续多代控制大量女性的能力。然而，在以采集狩猎为生的社会模式中，这种条件几乎是难以实现的。

这导致“超级祖先”及其后代得以不断快速增加其后代数量，从而在未来的社会动荡中提高了Y染色体的存活几率。

既然少数男性“超级祖先”家族掌握了女性资源，那么众多其他男性便遭受了被排挤，最终导致无后继的困境。同时，这些“超级祖先”家族的后代众多，他们的Y染色体差异极小，仅存在微小的变异，共同聚集在一个群体中。这一现象正是导致本次“人类男性Y染色体多样性降低”的直接原因。进入农业时代之际，正是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过渡到父系社会的阶段，据此推断，在那个时代并未出现女性超级祖先的现象；同时，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女性的线粒体DNA（mtDNA）多样性并未出现下降的趋势。

自历史有记载以来，男性Y染色体的星簇扩散情况便较为明显。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其历史和家谱记录相对可靠，可以与Y染色体的聚类分析结果相互印证，或者揭示DNA分析中可能存在的误差。

C*(xC3c)类型Y染色体中的“星簇”

2003年3月，薛雅莉等人于《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发表论文《The of the 》（《蒙古人的基因遗迹》），选取了跨越黑海至太平洋的16个国家的2100多名男性样本，对其Y染色体进行了聚类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其中8%的个体所属的Y染色体聚类彼此相近，且该聚类中心与蒙古人的Y染色体类型相似。该聚类中心所处的时间段约为700至1300年，这一时期可能与成吉思汗活跃的年代相吻合，因此该聚类被命名为“star”（星簇）。结合蒙古族自13世纪开始在北亚和中亚的扩张历史dnastar 11，这一星簇极有可能与蒙古族四处征战、Y染色体基因在多个国家和民族间广泛传播的现象有关。星簇的核心位置被确认为成吉思汗本人的Y染色体类型。

“星簇”Y染色体类型在亚洲各民族的占比

图中的巴基斯坦哈扎拉族群颇具特色，传说中许多人的先祖是蒙古族后裔，而基因检测的结果证实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通过对采样区男性数量的分析，以及他们占总人口的8%这一比例，论文粗略估算出成吉思汗的后代人数约为1600万。这一发现一度成为热门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这一结论过于粗略。

“满族星簇”Y染色体在北方七个民族中有一定占比

2005年12月，薛雅莉及另外两位女作者（她们互换了第一和第二作者的位置）共同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了内容基本一致的研究论文，该论文探讨了中国某Y染色体的相关情况。文章通过对大约1000名男性的Y染色体进行深入分析，成功描绘出了爱新觉罗家族的“满族星系图”，其中，星系的核心位置被确定为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并且这一时间节点与历史时期相吻合。这两篇研究文章均基于Y染色体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均为统计学上的推断，并未直接引用任何历史文献记载。

复旦大学团队对爱新觉罗家族三个男性后代Y染色体的成功定位

严实等研究者于2014年12月发布了论文《爱新觉罗皇族的Y染色体》，对爱新觉罗家族的Y染色体进行了更为精确的研究。该论文的英文版《Y of Aisin Gioro, the house of the Qing》于2015年4月在《人类遗传学杂志》上正式发表。他们成功寻获了几位持有家谱或家族传说证实为爱新觉罗氏后裔的男性。在图片中，ABC三人中，AB二人拥有详尽的家谱证明，依据家谱记载，A为多铎的后代，B则是皇太极之子豪格的后嗣。C虽无确凿的家谱证明，但其家族传说却称其为郎球的后人，而郎球与皇太极同属一代，追溯起来，关系可追溯到觉昌安的父亲福满。

图中展示，ABC三者的Y染色体上存在17个STR（即DNA片段重复次数）的标志，彼此间仅有细微差别。这一现象的唯一合理解释，即是他们家族谱系和传说所载内容可信度较高，表明爱新觉罗家族的Y染色体特征与这三人相近。值得一提的是，薛雅莉等研究者发现的“满族星簇”特征，却与这三人存在显著差异。合理的解释表明，“满族星簇”的确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其扩张的时期与论文中所提及的清朝建立初期并不相符，实际上要更早一些，并非指的是爱新觉罗家族。加之诸多因素，满清皇族的拓展并未像“满族星簇”那样取得显著成就，这在满族人中实属罕见。若扩张的时机稍晚，爱新觉罗皇族便会被限制，不得离开北京和沈阳两地。

同样，关于蒙古“星簇”是否与成吉思汗相关，也存在争议。若能获取多个成吉思汗后代的Y染色体精确数据，便可以对其真实性进行验证或推翻。从历史和Y染色体分布的角度来看，蒙古人的扩张确实发生过。然而，星簇中心所对应的时间存在较大误差，或许与成吉思汗的时代相去甚远，而是更早时期的人物。蒙古人四处征战，并非只有成吉思汗的后裔，其他蒙古家族成员同样存在。成吉思汗的后代分布较为广泛，未受到爱新觉罗家族的约束，因此，星簇与成吉思汗之间的关联性确实存在可能性。而且，若能发现更为确凿的证据，也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有关“星簇”的不可信报道同样存在，例如2015年的一则热门新闻：据称，全亚洲有八亿男性，他们的血统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十一位帝王。该报道背后蕴含着学术论文的支撑，源自等人于2015年在《欧洲人类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该文题为《Y染色体繁衍簇及男性差别化的繁殖成功：年轻的支系扩张占亚洲游牧人群的主要部分》。延续前两篇论文对成吉思汗与觉昌安“成功”地位的界定，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了9个新的“繁衍簇”，然而支持这些结论的证据却逐渐减弱。媒体犯下的一个极其荒谬的错误在于，该论文指出11个簇占据了37%的样本，而新闻报道却错误地将亚洲44亿人口中的22亿男性乘以37%，得出结论称有8亿男性是11位帝王的直系后代。这11个群体是否与帝王相关暂且不论，但论文中涉及的5000多个样本存在明显倾向性，比如13亿汉族仅有240个样本、7亿印度印欧语系人口仅占130个样本、而1.2亿日本人则一个样本都没有。土耳其人口达7000万，却仅有521个样本；约旦人口为510万，样本数量仅为253个；叙利亚人口高达2300万，样本数量为335个；吉尔吉斯人口400万，样本数量为129个。这些样本与各自人口的比例极不均衡，因此不能将它们与亚洲所有男性的总数相乘。

五. 总结：别小看了你“祖传的Y染色体”

非洲境外的男性，其Y染色体DNA均源自一位远古的祖先。这一发现明确支持了“人类非洲起源”的观点，尽管部分人对此持有疑虑，但科学依据的权威性不容置疑。金力教授起初对中国人源自非洲智人的说法持怀疑态度，然而，他在对中国男性Y染色体的检测中发现普遍存在M168突变，即便这一发现令人震惊，但只要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便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上古时期，男性的Y染色体仅能在男性后代中传承，要延续至现代，其过程极其艰辛。这条传承之路的困难程度难以想象，以至于只有一位幸运者得以成功。要深刻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必须掌握“Y染色体瓶颈”这一概念，并认识到上古人类所遭遇的生存困境之严峻。

尼人、丹人等非智人种族，尽管他们的Y染色体遗传信息未能延续至今，但部分基因却通过与智人的混血而得以保存至今。Y染色体基因的传承仅限于男性，因此其传承过程要复杂得多。

农业社会的到来，使得人口增长有了新的可能。然而，Y染色体样本的多样性却出现了减少的趋势，且部分人呈现出超级祖先星形扩张的迹象。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在农业社会中，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男性手中，他们占据了女性资源。由此可见，大多数古代男性的Y染色体面临着严峻的困境，其命运颇为凄凉，未能延续至今天。

当农业社会的人口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人类历史便有了记载。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社会饱受灾害与战争的摧残，人口数量时常大幅下降，社会悲剧屡见不鲜。直至工业社会的到来，全球人口增长速度并不快。然而，这与上古时代相比，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人类不再面临灭绝的威胁，人口恢复的速度也相对较快。女性人数充足，男性少数群体所占据的垄断地位在总体上正逐渐减弱，人类社会正变得更加文明。

探究远古时期男性Y染色体的曲折历程，或许会让现代人对于繁衍后代的历史意义产生新的认识：要将这份“世代相传”的Y染色体延续下去实属不易，真是需要倍加珍惜每一次机会啊！

本文作者陈经，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系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员，著有《中国的官办经济》一书，并在微博@风云学会陈经上活跃。其作品于2019年5月23日在瞭望智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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