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为你自己

作为团队中的领导者，了解团队成员的个性特征至关重要——比如他们的成长背景、激发他们潜能的行为，以及可能引起他们不适的话语。而要掌握这些信息，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倾听和观察，然而，这两项技能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

聆听

一个人究竟如何才能做到真实地做自己？在我年轻时，我并未对此多加思索。但随着我成为了一名球员，尤其是晋升为管理人员后，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若你身为众人中的领导者，了解他们的本质将大有帮助——他们的成长背景是怎样的，何种行为能激发他们的最佳表现，又是什么话语会让他们感到不安。要弄明白这些，关键在于倾听和细致观察，然而，这两项技能的价值往往被忽视。

许多人无法高效运用视觉与听觉。他们既无法细致观察，也难以专心倾听。因此，他们往往错过了周遭的许多重要信息。我遇见过一些管理者，他们言辞连珠，但我认为这并非上策。上天赋予我们双耳、双目以及一张口，自有其深意。这便是要我们多加倾听，多加观察，而少些言辞。而最妙的地方则在于聆听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我所遇见的最出色的倾听者非那两位电视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莫属。大卫·弗罗斯特，这位在采访领域耕耘了近半个世纪的人，直至2013年离世。他曾有幸采访过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我与弗罗斯特先生的初次见面是在2005年，那时我们都在从事不动产基金管理工作。在此几年之后，他离开了BBC，并在天空体育栏目中采访了我。

大卫与众多访谈节目主持人迥异，他从不试图彰显自己比受邀嘉宾更为出色。他既不抢话头，也不打断嘉宾发言，然而，他绝非轻易屈服于他人——这一特质在1977年他录制的那档长达28小时45分钟的对理查德·尼克松的访谈节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或许与他的节目风格有关。大卫并未经历那赛后的90秒简短访谈，亦无制作人于其耳畔高声催促，力图让他迅速完成原声访谈。他亦无需在采访中四处张望，寻觅下一位受访者。他将以专注的目光直视你的双眼，流露出浓厚的兴趣，仿佛世间万物皆已消逝。他是时间的掌控者——仅需30至60分钟（这在当今的即时通讯时代几乎等同于漫长的等待）即可使嘉宾感到身心放松。这恰恰是大卫最卓越的才能，凭借这一才能，他能够在访谈节目中获取更多资讯，也因此赢得了“大审判官”的称号。

查理·罗斯，另一位访谈节目主持人，虽然我对他的了解不及大卫那般深入，但几年前，我还是有幸受邀参与了他的节目。那时，我内心颇感忐忑，因为即将亮相于美国的电视荧幕，这与我熟悉的英国脱口秀节目风格迥异。就在我参加查理节目前夕，他特地邀请我前往纽约第五大道的奇普里亚尼意式餐厅共饮。查理身材魁梧，他的手心宽大得仿佛能盛下一只餐盘，我不禁猜想他是否会用他那像钳子一般的大手将我紧紧抓住。他的开场白是：“我同样流淌着苏格兰的血液。”听到这话，我便预感到一切将会进展顺利。查理的机智让我感到轻松，他巧妙地找到了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次日节目录制同样顺畅，查理如同大卫一般，是一位专注的倾听者。尽管如此，我仍旧忧虑制片人是否考虑为这期节目添加字幕，如此一来，密西西比和堪萨斯的观众方能领会我那苏格兰口音。

我未曾担任过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职位，然而我对倾听他人意见的态度一直十分重视。这并不代表我倾向于在遇到难题时立即寻求他人的建议。通常情况下，我更倾向于独立解决遇到的问题。然而，我依然清晰记得，在1984年，约翰·佩顿——作为格拉斯哥流浪者俱乐部的主要股东——邀请我担任该俱乐部的经纪人时，我也曾主动寻求过他人的协助。流浪者队再次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这已是他们第二次这么做。于是，我拨通了斯科特·西蒙（Scot Symon）的电话，想听听他的看法，毕竟他在那家俱乐部担任管理职务已有13年之久。说实在的，我对是否应该加入流浪者队有些犹豫。若我决定离开阿伯丁队，我还在考虑是否应该继续留在苏格兰，加盟另一支球队。我与斯科特沟通，告知自己尚未与流浪者队最高权力机构——副主席威利·瓦德尔——进行过交流。威利·瓦德尔建议我应拒绝这次邀请，他认为这只是一次试探，而且很可能并未获得董事会的批准。我确实拒绝了流浪者队的邀请，并且对于这个决定从未有过任何后悔。

众多人难以平心静气地倾听——特别是在他们功成名就之后，周围充斥着阿谀奉承之辈，情形愈发如此。于是，他们开始独自言说，宛如瞬间变得无所不知。暂且不论那些狂妄自大者，倾听总能带来收益。擅长倾听者宛如在持续接受终身教育，无需参加考试，更能剔除其中的糟粕。这让我想起了几个事例：

数年前，有人赠予我一套磁带，收录了比尔·香克利（1959—1974年利物浦队的主教练）的言论。这套磁带并非为广播而制作，却成了一部回忆录。我在驾车途中反复聆听，其中不乏趣闻轶事。然而，这些磁带所传达的，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香克利对足球的热爱已经渗透到他的灵魂深处。尽管香克利对这事的执着几近疯狂，然而这却让我深刻领悟到了成就背后所需的努力程度。

那是一个特别的时刻，1992年，比赛结束后，我和队友们一同进入浴室——这对我来说是不同寻常的经历——我们边洗边讨论着比赛。史蒂夫·布鲁斯和加里·帕莱斯特对埃里克·坎通纳大加赞赏。这位前锋是利兹联队从法国尼姆队租借而来的。史蒂夫·布鲁斯身为曼联队队长，对坎通纳的才华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话语宛如一颗种子，不久后便催生了我们引进坎通纳的决策。

即便在签下坎通纳之际，我也会向我所信赖的人寻求建议。那时，我与法国队的主教练吉拉德·霍利尔以及体育记者艾瑞克·贝尔德曼进行了沟通，目的在于对即将加盟的球员有更全面的认知。我与米歇尔·普拉蒂尼也讨论过这件事，他建议：“你应当与他签订合同，他的天赋尚未被充分展现，他急需一位识才的伯乐。”他们共同为我出谋划策，指导我如何教导这位球员。由于坎通纳初来曼联时便背负着桀骜不驯的恶名——这对他的声誉极为不公。然而，随后的赛季——甚至可以延伸到未来十年——都证明了这一决策对曼联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坎通纳加入球队之前的六轮比赛中，我们共收获了四粒进球；然而，自他加入球队以来，在接下来的六轮赛事中，我们的进球数飙升至十四粒。

当天的讨论对坎通纳的评价非常独特，我已将倾听视为一种习惯，并会仔细聆听球员们对对手阵容的推测。在我们掌握对手的首发名单之前，这始终是一场猜谜游戏，而对手的阵容将对我们制定战术产生极大的影响。比赛前的那个星期，队员们常会和圈中好友展开交谈，尤其是那些昔日的队友，于是他们常常会讨论起哪些人将跻身比赛的首发名单。我们常常会围绕阵容的猜测来举办一些小比赛。尽管我尽力去倾听队员们的对话，但我始终无法完全猜出他们心中的11位首发球员。随着球队规模的扩大，猜测的难度也随之提升。当我们最终获得首发阵容的消息后，发现与我之前的预估存在差异，此时我的队员们便会戏谑地说：“老板，你又一次猜中了。”

2012年11月，曼联队在诺维奇遭遇败绩，出于礼仪，我亲自造访了对手球队的驻地。克里斯·休顿（Chris）待人十分亲切，然而他的房间内却挤满了欢庆胜利的人群。我不愿显得示弱，于是刻意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聆听他们的交谈——尤其是那些专门提及并赞扬球员的言辞。我心中默默记住了这些名字，并将它们纳入了我们关注的重点名单之中。

回顾往事，我仍清晰记得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那是在1983年的哥德堡，我所在的阿伯丁队（我在1978至1986年间担任教练）即将在欧洲优胜者杯的决赛中与皇家马德里队（Real）展开对决。为此，我特地邀请了乔克·斯坦（Jock Stein）为我提供策略指导。乔克·斯坦在我心中占据着英雄的地位，他在1967年率领凯尔特人队战胜国际米兰，赢得了欧洲杯的荣耀，并且成为了首位获得这一荣誉的英国教练。他曾经向我传授了两条宝贵的经验，这些话语我至今记忆犹新。他首先教导我：“在比赛当天，务必让你的队伍成为第二个进行训练的队伍，这样你的对手就会误以为你们已经观摩过他们的训练了。”他还提议在比赛当天向杰出的皇马教练迪·斯蒂法诺赠送一瓶麦卡伦威士忌。当我将这瓶酒递给迪·斯蒂法诺时，他显然感到十分惊讶。这瓶酒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怀有敬畏之情——他是一位显赫的人物，而我们微不足道的阿伯丁队似乎已经败在了他们手下。我庆幸自己当时听从了乔克的建议，因为这两种策略都取得了成功。

后来，我在苏格兰国家队担任了助理教练一职，而乔克则是我们的主教练。我对他提出的战术和管理问题充满了渴望，迫切地向他请教。他对我而言，就像是管理学领域的导师，我渴望能够从他那里学到一切。乔克曾告诫我，比赛结束后绝不能对球员发火，他建议：“等到周一，大家情绪稳定后再讨论。”这确实是宝贵的忠告，然而，这却与我一贯的风格相去甚远。尽管如此，我在威尔姆斯洛的办公室中，悬挂着最大的一张照片，那是我与乔克的合照，这并非巧合。直至1985年9月10日，威尔士与苏格兰的比赛中，他离我们而去，那天晚上，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还要举一个最后的例子：这位吉米·瑟瑞尔，他是诺茨郡队的主教练，而且在我1973年于英国丽乐索国家体育中心接受教练培训时，他曾是我的讲师。他传授了我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他警示我，切勿让所有球员的合同在同一时段内届满，否则他们有可能联手对抗教练和俱乐部。在此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然而自那以后，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安排队员们的合同到期日，错开他们的合同期限。记得当时吉米提出这个建议不过短短一瞬，然而采纳他的建议却让我受益匪浅，终身受用。这充分说明，忠告往往在不经意间出现，而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的倾听，却是你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

观察

观察常被人忽视，却和倾听一样，无需任何成本。在我的理解中，观察有二：一是对细节的观察，二是对全局的观察。直到我执掌阿伯丁队，并聘请阿基·诺克斯担任我的助手，我才真正领悟到细节观察与整体观察的差异。阿基·诺克斯抵达阿伯丁队不久，我们促膝长谈，他好奇地询问我为何选择他。面对这个问题，我感到十分困惑，随后他向我解释，由于我执着于承担所有事务的责任，导致他无所事事。他的立场非常坚定，并且得到了球队负责人泰迪·斯科特（Teddy Scott）的赞同。阿基建议我不要亲自参与训练课程，而是应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观察和监管。对于这个建议，我内心犹豫，因为我担心这会影响到我对训练的整体掌控。然而，当我向阿基表达我希望再深思熟虑一番的意愿时codejock，他仍旧固执地维持自己的立场。于是，我带着些许不悦的心情勉强同意了。尽管我花费了一些时间才领悟到旁观者清的道理，但这次的决定对我的管理生涯和领导生涯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你置身于纷繁复杂之外，会发现诸多令人惊喜的事物——给自己带来惊喜同样至关重要。身处训练场，哨声在唇边回响，你的全神贯注都集中在足球之上。然而，当我立于边线之外，目光所及更为宽广，我能对整个训练过程了如指掌，同时洞察球员们的心理、体能及习性。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一课，我亦深感庆幸，早在三十多年前便领悟了此中真谛。阿基关于观察的教诲，成为了我成功的基石。

身为球员时期，我主要关注两点——脚下球的掌控以及场上的跑位战术。然而，直到阿基向我提出那番见解，我才恍然大悟：作为管理者，我或许会陷入对细节的过度纠结。不过，短短数日我便领悟了他建议的精髓，自此，我既能细致入微地洞察细节，又能全面把握整体局势。

作为一位管理者，你经常得留意诸多细节。你可能会在训练场上留意球员腿部的恢复情况；在青训营中激励一位年仅12岁的少年；在德国某座体育馆发掘一位未来的明星；在午餐时分审视球员与教练的言行举止；此外，你或许还会在录像资料中寻找线索，留意对话中的身体语言以及球场草皮的厚度。接下来，或许是在周六的午后或者周三的傍晚，你便需拓宽视角，全面审视。

你所目睹的一切，看似简单易懂，然而付诸实践却非易事。我们心中充斥着种种偏见和固有观念，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对事物的观察能力，或者说，它们在无形中扭曲了我们所谓的“所见”。若球探向我提及某球员左脚技艺非凡，当我亲自目睹其踢球，那他的左脚便难以从记忆中抹去——然而，在此过程中，我恐怕会忽略掉他的其他优点；更令人担忧的是，我或许会忽视他的一些关键不足。尽管我对他人的看法充满好奇，但我更倾向于依赖自己的亲眼所见，以确保我的判断不受他人观点的左右。

那段观察经历让我在漫长的岁月中受益匪浅。1969年，西德足球队在基尔马诺克的橄榄球公园球场（Rugby Park）展开训练。我诚挚地请求德国足协的卡尔-海因兹·海德格特（Karl-Heinz）允许我观摩他们的训练过程。当时，场内仅限于德国球员、工作人员以及寥寥无几的球场管理人员。我观摩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德国那支球队在训练中并未配备门将，他们更倾向于强化控球技巧，而那时的教练们普遍更看重长距离奔跑的训练，这种训练模式较为罕见。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之后的训练中，我也开始着重于控球技巧的培养。当我成为圣米伦队的教练后，我引入了一种名为“禁区训练”的方法——我们让四名球员与两名球员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对抗。我们从一个边长为25码的正方形区域入手，让队员们在此区域内进行训练，以提升他们的球技。球员们的球技随着训练的深入而不断提升，我们逐渐减小训练区域的面积。这样的训练方法有助于增强球员的战术意识、跑位精准度和触球技巧，最终达到一脚将球踢出的目标。我自始至终都十分推崇这种教练方法，直到2013年5月18日，我在曼联队参与的最后一次训练。1969年，我在基尔马诺克目睹的那场90分钟的训练，为我带来了深刻的启示，这一经历在我接下来的五十年中，始终给予我宝贵的教益。

对对手进行细致的观察，对比赛态势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构成了备战比赛的关键环节。在曼联，我们早已养成了在重大赛事来临前对对手进行详尽观察的习惯。在录像分析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这一点显得尤为关键，那时我们只能通过快进或倒带来观看录像带。1991年欧洲优胜者杯决赛，曼联与巴塞罗那的对决便是这一策略成功的明证。自1985年海瑟尔悲剧发生以来，我们成为了首支闯入欧洲赛事决赛的英国足球队。那天，我和前阿伯丁球员史蒂夫·阿奇博尔德（Steve）一同观看了巴塞罗那与尤文图斯在半决赛首场比赛的激烈对决。在这场比赛中，巴萨的关键射手赫里斯托·斯托伊奇科夫（ ）贡献了两粒进球，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在都灵的第二轮赛事中，他不幸遭遇肌肉拉伤，从而错失了决赛的参赛资格。这一情况对巴萨的常规阵容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决赛中，球队以米歇尔·劳德鲁普为核心展开攻势，从中场发起进攻。这一点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观看了巴萨的比赛。据此，我们调整了战术策略，力求避免被劳德鲁普过分牵制，并最终以2比1的比分取得了胜利。

在众多观赛经历中，我时常能从观察中捕捉到意想不到的乐趣。记得2003年，我特地赴法国观战佩特·切赫的精彩对决，没想到现场还出现了一位我此前未曾听闻的球员——迪迪埃·德罗巴。德罗巴简直就是一台动力十足的引擎——他，一个强大且爆发力惊人的射手，对进球有着天生的敏锐触觉——尽管我们最终与他擦肩而过，但我们也曾幸运地尝到过胜利的滋味，比如朴智星（Ji-sung Park）。在2005年的欧洲冠军杯联赛期间，我有幸目睹了里昂队迈克尔·埃辛的精彩表现，那场对决中，里昂队与PSV埃因霍温队战成了平局。正是在这场比赛中，我注意到了一位如同可卡犬般活力四射、全场飞奔的球员，他就是朴智星。紧接着的一周，我让我的兄弟马丁——当时曼联队的球探，对朴智星进行了观察。结果证明，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我们果断签下了他。朴智星是少数几名能够为自己打开空间的球员之一。

这些案例实属罕见。我对那种偶然邂逅天才球员的体验情有独钟。真正让人感觉如同外星来客的球员实属难得（即便是在坎通纳巅峰时期，他也曾展现出这样的特质）。这些令人心潮澎湃的时刻，这些杰出的球员，无疑是我不懈观察的最佳回报。他们并非凭空出现的天赐礼物，而是我们全天候不懈搜寻的成果。

阅读

这些年来，我从书籍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在我年幼时，学习态度不够端正，这令我的父母深感失望——那段时间我沉迷于足球运动——因此，我的学生生涯在16岁那年便宣告结束。然而，我对阅读的热爱却始终未减。实际上，1958年，正是在格拉斯哥的图书馆中，我得知了慕尼黑空难的消息。自那以后，我长期订阅了《每日快报》、《周日快报》以及《独立报》。我亦钟爱《赛马邮报》以持续关注赛马资讯，然而，更关键的是，我对阅读书籍有着特别的偏爱。

我对阅读的热爱远远超越了足球的范畴。我读过一位教练的著作，而他教授的领域对我来说完全陌生。这位教练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知名篮球指导约翰·伍登，他率领自己的球队在12个赛季中赢得了10次全国冠军头衔。他的体型高大，让人联想到一位激励人心的教练，而非仅仅是战术专家；尽管如此，他的领导地位无人质疑，他坚决不容许任何队员任意妄为或偏离他精心制定的战术安排。我曾阅读过文斯·隆巴迪（Vince）的著作，他是绿湾包装工队（Green Bay）的主教练，在美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他对美式橄榄球的热爱，正如我对足球的狂热。他的思想与我产生了强烈的契合，我尤为欣赏他的一句名言：“这场比赛我们并未败北，只是我们已耗尽了时间。”

我亦曾深入钻研过众多涉及管理及领导艺术的著作，然而，或许由于工作繁忙，我并未遇到一本能让我为之着迷的书籍。这种情况在体育书籍和运动员传记中同样存在。大多数曼联球员的传记，不过如同流水账般记录，尽管它们从不同视角叙述了我所经历的事件。我发现，我更偏爱那些与我的工作毫无关联的书籍。我偶尔会翻看一些关于足球的书籍，比如大卫·皮斯的小说《魔鬼联队》（The Utd）codejock，书中描绘了布莱恩·克拉夫（Brian）在1974年担任利兹联队主教练的短短44天，然而这并未能激起我的兴趣。然而，另一本书却深深吸引了我，那就是博比·罗布森的自传《告别但不是再见》。我对他这个由煤矿工人出身的人充满敬仰，正是在他的率领下，英格兰队在1990年的世界杯赛中成功闯入了半决赛。半决赛结束后，他辞去了主教练的职务，却依然鼓起勇气，前往荷兰执掌埃因霍温队的教鞭。此后，他又相继接手了波尔图（Porto）和巴塞罗那（）两队的教席，最终，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纽卡斯尔。在我阅读过的所有球员传记中，2011年出版的加里·内维尔所著的《红魔》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本书富有哲理，它不仅让读者洞察到球员们所承受的压力，还揭示了他们对成功的强烈渴望。

客观而言，我在阅读军事历史书籍时，偶然发现了一些与足球战术有关的内容。在这些书籍中，每位将领都被教导要懂得何时发起攻势，何时需采取守势。有趣的是，这一点在英国空降特勤队（SAS）的培训课程中也有所体现。他们详细阐述了如何绕过敌军，牵制其两侧，并在中央位置实施决定性的打击。在某个赛季间歇期间，我率领曼联全体成员前往位于赫里福郡的SAS训练基地，进行为期数日的训练。在那里，我们体验了包括直升机跳伞、射击训练以及人质劫持模拟在内的各类项目。球员们对这些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从SAS那里领悟到的关键课程之一，便是战斗阵型的重要性——若从两侧发起攻击，将导致中部防御力量被削弱。我在训练中实践了这一策略，在对阵利物浦队的前一周，我依照此法进行了专项训练。我指导队员从禁区的两边发起进攻，接着由加里·帕莱斯特从中路发起冲击并成功得分。实际上，帕莱斯特正是凭借这一战术在比赛中取得了两球。这整个过程仿佛是对一场作战计划的再现——然而，却鲜有电视解说员对此有所察觉。

我对美国的历史，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领域，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我已经阅读了大量关于亚伯拉罕·林肯以及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著作——这些阅读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的重要性。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所著的《对手团队：政治天才林肯》一书极具吸引力；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的应对措施堪称决策典范。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逐渐认识到深思熟虑后作出明智抉择的重要性。在我执教生涯的初期，我常常缺乏耐心——急于求成，喜欢在处理事务时彰显自己的领导力。这句话需要一定的勇气去说出。年轻时，我们怀揣着对月球的向往，却不愿花费过多时光。这或许是因为年轻人内心充满激情，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逐渐学会运用经验来引导这份热情。

我察觉到，除了视觉、听觉和阅读，我们还会受到众多事物的作用。我们不知不觉中受到遗传自父母的因素影响，也会受到偶然事件的影响，以及成长环境和所受教育的影响。然而，与此同时，我们掌握着两件强大的工具：那就是我们的视觉和听觉。通过观察他人、倾听意见以及阅读，这些经历为我的人生留下了最珍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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