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说明，跟其他传播方式比，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大多借助纸质载体面向公众传播。学术刊物的数字化进程启动很早，并且逐步走向世界范围，给学术探讨造成深刻影响，不过学术著作，特别是在日本，已出版的书籍多少有了数字化，但新出版的书籍几乎全部还是用纸质媒介发行。可以说，唯有学术类书籍，依然维持着旧有的形态，在学术领域内持续存在。

能够持续存在，说明它必然具备一定的价值，同时正是因为能够持续存在，其中也难免存在若干不足之处。本章将针对学术成果的数字化以及网络学术交流的角度，来探讨学术书籍的价值所在和面临的挑战。通过这种方式，从根本层面和源头出发，分析学术著作的编纂方式，预计能为学术期刊或其它传播渠道上的成果发布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此处提及的“学术层面的建树”，实质上跟当前时常耳闻的“学术动态”颇为相似，不过本书极力避免使用“动态”这一表述，其缘由将在下文详加阐释。这本书所说的“学术交流”，是指学术成果的发布和获取的完整循环，也就是研究成果借助一些渠道进行发布（涵盖通过图书馆等体系对外发布和集中整理的成果），再由其他研究者获取并激发新的思考，这个过程如果读者借助本书的介绍，能够对“学术交流”的整个流程或某个环节有所认识，便达到了目的。

1、“前电子化时代”的学术媒介与读者

序章里提到过，学术交流的形态出现转变的时段，就是1980年代起电脑借助网络与世界紧密相连的时期，1990年之后，互联网的广泛传播促使学术交流的形态发生了更加迅速的演变。当然，后续内容也会说明，数字化浪潮的兴起并非学术探讨方式转变的唯一因素，这同当时科研与教学体制及水准的变动都有密切关系，不过无论如何，要弄清“数字化时代”之后的情形，就必须回溯到“数字化时代”之前的某个阶段，也就是1970年代。

这个时间点的选取并非偶然，它处于“数字时代”来临之前。学术交流的源流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古代，若以近代科学的诞生为起点，至今已历经四百多年。要详尽梳理这段漫长岁月中的演变过程，并剖析其发展脉络，本书的体量将难以承受。然而，作者在此希望着重指出的是，自中世纪大学制度形成以来，即便在近代印刷术问世之前的手抄本时期，“书籍文献”也始终是高等教育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Le Goff，1977；箕轮，1983；长谷川，2003）。印刷术广泛传播之后，17世纪末期学术期刊问世以来，文献资料便划分为书籍和期刊两种类型，此后，学术探讨在数量、质量以及体制方面分歧持续拉大，然而，作为实体载体的文献资料，始终是学术探讨中最为关键的媒介，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特别是从1980年开始，除了当作实体物品的书籍之外，还冒出了形形色色的媒介来负责学术沟通的工作。话说回来，在1970年代，书籍作为主角，延续了大约四百年的印刷媒介作为学术传播工具达到了最完善的阶段，也是我个人经历的那个时代。

表1-1是作者根据复制规模和周期特点，整理的1970年代学术沟通渠道信息。

这种“复制”是指借助重新印刷或其他手段，让相同内容被多次传播，当时复印机并不常见（现在多数家庭都配备复印机，但在1970年代，复印机价格高昂，大学里通常只有各系部才能拥有少数几台），因此，在那个时期，书籍等物品的“复制”几乎等同于工业印刷，制作过程复杂且费用很高。正因为这样，影印出来的书籍挑选标准很高。另外，前言里也说过，书籍发售的量级跟往后比要小，而且比较固定，能够到市场上卖的书单也不多，所以挑选要出版的内容特别关键。也就是说，要出哪些书，每本书要出多少，这些事情得提前想清楚。写作的根本意图是什么，文章是写给哪些人看的，这些核心要素在作品形成阶段就要明确。

那么，让我们从写作意图和写作面向的群体，也就是读者，这个角度，再审视一下表格里的四种主要类别。

第1类文本，其创作意图非常狭窄，只为少数特定目标而存在，其读者群体也受到约束。这类文本通常围绕一个狭窄的议题展开说明或表达看法，缺乏普遍的系统性。

第2种类别里的媒介，基本上都属于英文某个术语的范畴，比如“持续进行”“未来开展”之间存在的差别，这一类的研究产出，与其说是整体性研究结论，不如说是研究进程中某个阶段成果的即时通报、零散呈现，所以，其阅读对象也必定是专注于相同领域探索或关联领域探索的研究者。没有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稿，有时会带有推测性或片面的色彩，读者群体也不是特别在意，通常只关注与自己研究领域相似的范畴，笔记类的文档尤其容易遭遇“没人看”的恶意指责，这些现象都与这种传播渠道固有的属性有关。

表里第三类是学术期刊，在时效性方面和第二类有共通之处，但不同点是研究成果通常为已定型的终稿。这类成果必须经过同行评议，所以除了要具备学术价值，还必须增强其论证力度和可信度，并改善其可读性。专业期刊和《自然》《科学》这类通用杂志存在一定不同之处，但面向的读者群体都是作者同领域的学者或学习者，他们通常具备相应的学术背景和知识储备，能够理解文章内容。与表格中的第四种类型相比，这类期刊无需考虑更广泛的受众。

当前关注的是第四类学术著作，在日本及其他诸多国家，这类书籍与普通读物一样，在市内书店公开销售，任何人均可选购。图书馆存放此类书籍时，虽按学科领域划分书架，却未根据读者知识水平——即专业背景或非专业背景——进行区别对待。书籍这一载体的固有属性决定了它不能预设受众群体。事实上，很多人都有类似体验，本打算去书店购阅某本特定书籍，却在现场被其他书籍的封面文字或广告语打动，最终选购了与原计划无关的书籍，这样的偶然发现或许会对日后的学术探索产生某种作用。在书店，这类非专业书籍常会让人驻足，报纸和杂志的书评版块也常有这类作品出现，内容与专业领域关联不大，从跨越专业范围的角度看，表中第四种学术传播的影响力远超其他三种，这构成了学术图书的显著特点。

2、学术图书与教养主义、通识教育

探讨学术著作跨国流通的可行性，务必深入分析，此议题须仔细审视，且与“学术著作的读者”密切相关，该议题作为本书关键内容，将在第三章详尽阐释。在深入讨论1980年代后的数字化时期之前，必须先处理这些基础问题。

学术媒介在读者和内容上的四种划分（表1-1），直至1970年代都极为稳定，其中一个缘由是那个时期的学术媒介几乎仅限于印刷品，仿制十分困难，所以，依据仿制（印刷）的多少，通常就能将该媒介归类。如果把这看作技术层面的解释，那么还存在另一个社会层面的解释，即“文化精英主义”。所谓的“教养主义”，按照竹内洋的明确说法，就是“借助阅读来获得知识，以此作为锻炼品格、改善社会的人生观念”（竹内，2003）。

在西方和北美的学术领域，历来（即便在今天，这种观念依然存在）就形成了强调博雅学习的风气，这种风气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尤为显著。大学教育阶段，有若干门基础学科是每个人应当具备基本认知的，诸如语法、辞令、思辨、算术、平面几何、天象观测以及音律，这七门学科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七门学科也涵盖了“通识教育”中的主要板块，由于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分支增多，它们的涉及范围持续扩展。然而，不论情况如何，大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必须掌握与广大知识领域相关的基本知识，同时具备理解这些知识的能力和评判能力（也就是对知识的重视和基础的研究方法），这一点非常关键。

受西方学术界长期观念的熏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认识到，获取学问特别是古典学问，既是学术探索的基础，也是培养社会上层人物品格的关键环节。福泽谕吉的《劝学》一书，成为全国推广文化修养理念的核心读物，新渡户稻造、夏目漱石、和辻哲朗、仓田百三、阿部次郎等众多作家，均通过其作品宣传文化教育的重要价值。教养主义最初出现在大正时期的旧制高中，其后又波及到了战后的新制大学，到了1970年代前后，它已经成为大学生群体中普遍接受的文化规范（竹内，2003）。竹内洋强调，这种规范的形成源于农民的勤奋观念。当时城乡之间存在的差异，激发了农民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渴望，而通过学习知识、提升个人修养来达到这个目的，正是教养主义最初产生的驱动力。1970年代的时候，全国范围的城镇化不断推进，乡村和都市之间的文化差异渐渐减少，不过那个时期，对文化生活的向往已经不再等同于良好的教养，大学生的教养培养也变成了一种标准。

笔者无意在此评判（日式）教养主义的好坏，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即借助通识教育掌握基础科学常识，不仅对研究者而言至关重要，对普通民众来说同样必要，特别是对社会上层人士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素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查德A.穆勒教授，曾开设过一门广受好评的讲座，题目是“面向未来领袖的物理学”，部分讲义后来被集结成书出版。穆勒教授强调，仅仅精通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未来也无法成为社会杰出人才，只有拥有广泛的基础科学知识，才有可能在学术领域、政治舞台、经济行业取得显著成就，甚至能够作为权威人士、杰出人物来应对现代的各种挑战，认识到这一点对美国社会具有特殊意义。那么，怎样才能切实培养这些方面的能力呢？那个注重修养的时期里，提倡随时翻阅当前手头的书籍，这是一种很不错的阅读方法，上文也提过，书籍能够突破不同学科和专门研究领域的界限，至少在1970年以前，即便是专门的研究性著作，大多也是本着跨越界限的意识来编写的。

综上所述，截止到1970年代，各类学术平台，依据其印刷（复制）的体量即受众规模和传播力度，各自承担着职责，其中，书籍充当着能够突破不同学科界限的核心角色，这也就表明著述必须充分明确目标群体的广度，因此需要投入格外精力。

3、电子化、线上化的到来与“读者”的消失

不过，到了八十年代，情况出现了显著转变。形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止一个，其中最普遍的背景是竹内洋所指出的城乡文化界限逐渐模糊，同时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大幅攀升，由此学生不再是特殊群体，“培养素养”这一人格层面的内涵也随之改变，社会文化层面的定义也产生了变动。接下来，我们再审视一下先前讨论的技术性因素。

传闻全球首台个人计算设备出现在1974年，不过根据本人观察，“个人计算设备”这个名称的广泛传播应该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最初，这种设备费用很高，到了1985年前后苹果公司推出Mac系统之后，“个人计算设备”便迅速在学术和教育界流行起来。

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文献和图像上，这些原本依靠人工绘制和书写的学术资料，逐渐转为电子形式进行存档，这标志着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使得文稿的整理、归档，尤其是传播过程变得异常便捷，从而推动了学术沟通模式的深刻转型。不考虑投入的成本和精力，只需在个人空间里，记录下来的内容能够反复制作，也不必担忧究竟该刊印哪些部分。数年之后，原本仅限于少数团体或学术单位间流传的数字资料，能够迅速向全球民众扩散，并且无需借助传统印刷品，学术探讨几乎即刻就能在众人之间展开。

用起来非常便捷，这是许多人天经地义的想法，坦白说，笔者起初也这么认为。然而，其中暗藏一个巨大的误区。2008年7月，《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颇具深意的文章，标题为《电子出版与学术研究的狭隘化》（“ 和 与 的 ”），该文指出，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这一做法，正在使学术探索越来越局限。詹姆斯·A. 埃文斯撰写的研究论文运用学术文献库，考察了1945到2005年期间的三千四百万份文献，通过计量学方法分析其引用状况，发现学术期刊实现网络化后，受关注的文章多发表于近年，且数量有限（Evans，2008）。

先前表格一第二项里那些少数被复制传播的论文合集，在开放获取之后也实现了网络上的无偿共享。为了探明开放获取能产生何种成效，京都大学学术出版协会同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针对学术著作，于2007年开展了一项研究（铃木，2008）。从出版协会发售的，但已售完或接近售尽的学术书籍中，选出一些，在获得作者同意后，以PDF格式通过学术信息库免费提供给公众，其情况如表1-2所示（承蒙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的协助，非常感激）。每本书在初次印刷时，其数量与本专业领域其他书籍的首次印刷量平均值相仿，大约在1000本上下，最多不超过2000本。然而，一旦该书转为网络免费传播，其阅读人气便激增至过去的数倍乃至数十倍，特别是自然科学和英文书籍更为显著。诚如前文所述，这些书籍原本都已售完或即将断货，本就是备受推崇的学术著作，免费提供后取得这般反响实属情理之中。即便如此，依然可以明白，一旦学术成果实现了公开传播，那么其产生的积极影响是非常大的。

表十二，京都大学学术信息库公开的，京都大学学术出版协会所拥有的书籍，其被查阅的次数

通过对比分析可知，表1-1里第3类定期刊物，复制数量可观，学术地位突出，若转为电子版，读者范围或会收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表1-1中第2类学术成果，原本传播有限，电子化后却逐渐获得广泛瞩目，面对这种转变，该如何作出合理判断呢？答案可能因不同个体而不同，这一点无需过多阐述，不过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到了1970年代末期，学术交流的途径出现了显著转变，我认为这一转变的最终体现便是“读者群体的式微”。

当然，所谓“读者不再出现”，并非指“读者数量减少”，而是从学术交流的源头（学术媒介或作者）的角度无法察觉读者mestrenova for mac，或者更准确地说，学术交流的源头从一开始就忽视了读者。正如前文所述，在纸质媒介时期，一本书需要印刷多少册，通过这种清晰计量的物质条件，想要向读者传递何种信息，这些在创作之初都必须有明确的认知。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无需顾虑复制数量的问题，这种对读者有明确限制的实体因素逐渐消失，导致以读者为中心的考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换句话说，数字化时代让学术传播的起点可以不必顾及其接受者。

当前情况变得复杂，在读者意识薄弱的时期，先前存在的学术传播方式，也就是表1-1所列的四种类型，依然存在，并且呈现出更多样化的特点。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实现了数字化，其读者群体（或阅读习惯）也随之发生变化，即便如此，学术期刊仍然需要维持其在学术探讨中的固有作用。近些年，学术著作的数字化已十分普遍，引发了读者群体与阅读习惯的诸多调整，然而，学术著作在学术探讨中的地位始终稳固，未曾动摇。当然，倘若对读者群体与阅读习惯的这些调整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那是不恰当的mestrenova for mac，至少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学术载体应如何适应这样的转变。

4、是知识还是“信息”

首先，作者就书籍特意不用“学术资讯”这样的说法，解释一下缘由。实际上，上文提到的缺少“读者”观念的一个重要缘由，基本上就是“学术资讯”这个说法。

各类学术产出，或涵盖未公开文献的学术资料，究竟从何时开始被整体称为“学术信息”，笔者无法提供明确证据。不过，1965年文部省学术局组建了信息图书馆科，1972年，该部门推出了题为“学术信息”的研究报告（文部省学术局信息图书馆科，1972）。1979年，图书馆信息大学成立，即现在的筑波大学图书馆信息专门学群，这大约是“学术信息”一词在研究领域迅速普及的契机。将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这两门学科有机结合，催生出图书馆信息学这一全新学术方向，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教育和研究工作，旨在培养能够服务社会的专业人才和科研人员，这一理念指导下的新型四年制大学——图书馆信息大学，满足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北原，2004），在信息化社会初期，依托图书馆汇集、保存、传播和利用学术成果的传统功能，引入了先进的信息技术。

长谷川一氏曾指出，人们普遍将学术成果当作信息来对待，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主导了学术期刊的发行情况密切相关，这一点无需多言（长谷川，2003）。前面提到过，跟学术著作对比起来，那些能够快速发布的论文，或者内容自成一体的报纸杂志文章，它们各自成篇，方便人们进行深入思考，而自然科学领域的论文里，作为结论部分出现的那些数量巨大的实验和观测资料，必须保证真实可靠，还要能够重复验证，另外文章里的数据信息需要让很多人能够方便地获取。因此，为了保管、汇集和运用这些涵盖基础信息的材料，信息处置和管理的办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把学术成就看作“信息”的思考方式迅速流行，这是有缘由的。

然而，这种思考模式仿佛造成了一种学术风气，把原本作为整体性、历史积累的“学问”割裂开来。前日本物理学会负责人佐藤文隆（京都大学退休教师）曾经说明，所谓“学问的获取”，是指学问与人的实践紧密结合，研究者们掌握学问是为了应用。信息却不是这样，比如“接收信息”“传递信息”这类说法，让人觉得信息在需要时才去拿，不需要时就可以不用管。可以说，是否需要这个“信息”，要看具体的情况来定，所以它具有相对性（这是佐藤文隆的观点）。

学问的存在形式，会受到“知识”抑或“资讯”这类议题的左右。文学领域的钻研者滨田启介（京都大学退休教师）曾经提过，探求文学时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个根本性做法，便是“从上往下看”。探究一位创作者，只分析其某部著作远远不够，需要以宏观视角审视这位创作者的全部创作，还要考察同时期其他创作者的作品整体风貌，乃至与前后时期的创作进行对照研究……然而，滨田教授指出，倘若将孤立的文学著作（乃至作品中的某些片段）当作“资讯”来解析，那么必定会因宏观视角而忽略作品的内在联系（滨田启介，私信）。

诚然，不能否认，某些事物唯有将其视为“信息”并单独剖析方能领会其内涵（杨、小松、荒木，2013），然而个人认为，若将“知识”与“信息”完全划上等号，那么由此引发的或许不只是“脱离实际”的现象，更是认知现状中显现的更为严峻的困境。

5、线上化——尤其是开放存取可能性与学术书的写作

下一章第二节将详细阐述“人类”过去借助抄本或印刷品等载体传播知识的方式，而学术交流的数字化进程尚未融入这种旧有的知识传递模式，换言之，数字化的知识现阶段还未能被“人类”完全接纳，这一点在本章中也曾提及，网络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导致了学问的封闭化。但是，依我之见，事实上，数字化、网络化在纸质媒介主导的学术探讨中，拥有着对人类文明进程而言的非凡价值。其中开放获取开辟了学术探讨的新途径，铃木（2008）曾论及此点，从“知识普及”的观点出发，开放获取也蕴含着极大的潜力。

根据平成24年《科学技术白皮书》的内容，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电站核事故发生后，民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度显著降低，文部科学省，2012。这种现象存在多种解释，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公众对科学界未能充分揭示科技活动潜在的风险表示不满，同时认为相关数据未向公众透明披露。社会各界对于大学及科研院所的研究事项几乎一无所知，更无法判断其价值，这种情况在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核事故后尤为明显。我们并非认为所有学术成就都要公开，比如社会学、历史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因为牵涉到研究对象的隐私资料，无法公开，仅这一点，要实现成果公开确实很困难，笔者也不认同不加区分地公开所有学术成果的看法。然而，当下困境在于，维系学术探索的社会基础，至今缺乏一个适宜进行学术发现交流的平台，使所有人借助网络能够获取并利用相关学术收获的开放获取机制，确实颇具吸引力。

然而，假如那些未经同行评审和核实、可信度不高的简报或记录等直接发布到互联网上，可能会被缺乏专业知识的人曲解，甚至被恶意利用。同时，从毫无秩序、杂乱无章的“信息堆”中发掘有价值的内容，对普通人而言也并非易事。因此，单纯把学术成果放到互联网上还不够，更关键的是要给这些“信息”建立联系和构建体系，这样才真正有价值。

就这层意思而言，英国林肯大学的教师马丁·伊夫，他也是《人文开放图书馆》杂志的开创者，曾经开展过一项颇具价值的活动。他专注于研究当代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从《人文开放图书馆》所收录的文章中，挑选出涉及品钦的文献资料加以整理，推出了名为“利基期刊”的出版物（Eve，2013）。品钦的小说风格艰深，充斥着现代科学术语和理论，其作品的鲜明特色决定了它不可能被所有读者群体所欣赏。然而，日本以外，全球范围内依然存在大量品钦小说的忠实追随者，这些人认为，所有涉及品钦的消息，任何形式都不愿错过，品钦虽然很少公开露面，却依然拥有极高知名度，据了解，他仅有学生时期和军人时期的两张照片留存至今。伊夫把这种刊物称作“小众杂志”，然而，对于品钦的忠实追随者而言，它的分量一点也不比那些顶尖期刊轻。

伊夫把他的做法叫做“整理信息的本领（把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类，让它们产生新的意义并且传送给别人）的表现”，可是，我认为这其实正是“学术著作是写给哪些人看的”的关键做法，详细情况会在本书第二部分，特别是第三章里进行说明。探讨这个议题之前，先要谈“学术写作为何如此”——众所周知，这个困惑并非仅限于学术著作，而是涉及所有学术互动——具体内容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说明。

（本文选摘自《学术书生存指南》一书，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该书由铃木哲也和高濑桃子合著，丁瑞媛与齐珂负责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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