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卡斯评估和性别焦虑治疗的反转

前英国皇家儿科及儿童健康医学院的院长卡斯，受英国国民保健署的委派，经过近四年的深入研究，在今年四月正式发布了《儿童与青少年性别认同服务独立评估报告》，该报告篇幅达400页，并简称为卡斯评估。这项委托旨在保障那些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或性别经历感到焦虑，并需要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援助的儿童及青少年，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在此次评估正式对外公布之前，关于跨性别护理的讨论愈发激烈，公众纷纷抱怨，年轻人获取这项医疗服务过于便捷。回溯至2009年，英国性别认同发展服务处（GIDS，以下简称该机构）的接诊人数不足50名，其中绝大多数为男性儿童。2022年，这一数字猛增至接近5000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在2009年至2020年期间，GIDS共为9000名未成年人提供了治疗服务。自1989年起，GIDS便以荷兰的一项研究（亦称“荷兰议定书”）为依据，为超过2000名儿童及青少年实施了青春期阻滞剂和激素治疗。到了2021年，GIDS才正式确认这项研究无法被成功复制。在经历了一系列争议事件后，该机构在上一年宣布了关闭。

卡斯评估报告的结论对欧美医学界近20年来在处理儿童性别焦虑问题上所采用的“性别肯定护理模式”提出了质疑，这一模式主要是指，当儿童的性别认同与其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不符时，医疗机构会实施一系列旨在强化性别认同的社会、心理、行为及医疗干预措施。在众多争议中，对儿童实施医疗干预的问题尤为突出，这包括激素治疗、青春期延缓措施以及性别重置手术等多种方式。卡斯的研究结果显示，性别确认治疗模式存在一个核心问题，即“缺乏高标准的证据支持”，特别是在“使用青春期阻滞剂和性别转换激素”这一领域，相关的高质量证据尤为匮乏。在众多关于青春期阻断剂与激素治疗对性别转换影响的研究中，经评估，仅有两项研究的质量达到可接受水平。

在此之前，广泛采用“性别肯定护理模式”主要基于对治疗利弊的权衡，认为其带来的益处超过了潜在的成本。然而，卡斯的研究报告彻底推翻了这一观点：在应用青春阻滞剂治疗过程中，儿童的骨密度会遭受损害，这可能导致他们的生长发育速度落后于同龄人。更为令人忧虑的是，青春期阻滞剂的应用或许会暂时或永久地干扰大脑的成长进程，这样的影响可能会显著削弱年轻人进行复杂风险判断的能力，并且可能带来长期的神经心理学上的不良后果。青春期阻滞剂的确存在副作用，而这些治疗方式的效果和安全性也一直备受质疑。此外，在长时间里，临床医生们受到一些激进游说团体的劝说，被告知除非采取药物、乳房切除术等医疗手段，否则性别认同困扰的孩子们可能会遭遇自杀、自我伤害以及抑郁等风险。然而，实际上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青春期阻滞剂等药物能够“改善身体形象或纠正身体畸形”，反倒是存在证据显示，那些接受了过度干预治疗的孩子们，其自杀风险相较于其他孩子要高得多。基于上述种种发现，卡斯提出，对于多数年轻人而言，医疗手段可能并非缓解性别焦虑之苦的最优选择。因此，她在报告中提出，在向未成年人施用激素之前，务必寻求“坚实的临床证据”。

NHS采纳了卡斯的提议。在《卡斯评估》正式对外发布之前，该机构已于今年3月作出决定，停止向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的儿童与青少年提供青春阻滞剂服务。近期，美国儿科医师学会公开指出，该国众多主要医学组织在儿童中推广跨性别疗法的行为不当，并强烈敦促这些组织“立刻中止对青少年使用青春期抑制剂、跨性别激素，以及为因生理性别而感到不适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手术。”然而，《卡斯评估》以及这些知名医学机构的新政策都引发了激进的跨性别倡导组织和相关政治派别的激烈反对。麦康奈尔在《卫报》的评论文章中指出，这份评估陷入了“反对跨性别歧视的误区”。对于《卡斯评估》的一个普遍批评是，其方法论标准设定得过高，导致许多研究无法被纳入评估范围。他们指出卡斯仅挑选了那些符合她所谓“反跨性别叙事”的证据。她的研究将103项性别认同治疗的临床研究中的101项排除在外。他们认为是反跨性别者策划的一场阴谋。然而，这种批评毫无根据。高质量研究的评判标准并非卡斯所设定，而是科学界普遍认可的。

《英国医学杂志》的主编阿巴西在评论文章中对卡斯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赞扬，同时强调了高质量研究的重要标准：必须明确，干预研究（尤其是涉及药物和手术的干预）必须包含合适的对照组，最好是随机分配的，并确保治疗分组的保密性，以便准确评估相关结论并实施充分的后续跟踪。阿巴西所谈论的是双盲实验codejock 16，这一实验在医学界已被公认为获取医学证据的黄金准则。然而，遗憾的是，在跨性别治疗这一领域，几乎找不到符合这一高标准的研究。卡斯在其研究中，对26项关于青春期阻滞剂的研究和34项关于激素治疗的研究进行了审视，发现这些研究均非双盲实验。在研究过程中，她还排除了部分证据质量较低的研究。剔除质量不佳的研究并非如批评者所宣称的那样，是出于反对跨性别意识形态的动机，这实际上符合医学证据评估的常规程序。剔除低质量研究的结果是，得出的结论更具可信度。此外，卡斯在研究中并未一概而论地摒弃这些低质量研究，反而对其进行了引用，以此来强调相关领域研究之不足。最终，卡斯及其团队在执行这项规模宏大的评估任务时，遭遇了一个显著难题，那就是GIDS与性别诊所均不愿提供接受治疗儿童及青少年长期的追踪资料。仅有一家性别诊所同意提供相关数据。因此，卡斯团队无法对治疗的安全性与效果作出准确评估。目前，在现有文献中，关于未成年人接受跨性别治疗后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的探讨极为罕见。

阿巴斯全然赞同卡斯对当前性别医学研究提出的批评观点：该领域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严谨性存在重大缺陷；性别医学研究的方法门槛设定过低，导致产生的结果难以被理解。方法论的质量至关重要，因为在对人类进行药物疗效研究时，若对照组不恰当或根本不存在对照组，这可能会违背医学伦理原则。不了解治疗的好处与潜在风险就进行干预，这种行为在伦理上是不被认可的。显而易见，性别焦虑症的医学治疗在倡导与实际操作层面，都未能严格遵循科学证据。可以说，卡斯的研究如同抽刀断水，从根本上动摇了性别医学的学术基础。因此，她的研究受到那些跨性别游说组织的极端抵制，也就显得并不意外了，“其研究水平甚至不如大学生的论文。””在评估报告发布后，卡斯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二、游说团体和激进意识形态对医学的侵蚀

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医学院的研究员莉特曼（Lisa）经过调查指出，家长们发现，临床医生往往只关注快速确定孩子的性别认同和跨性别过渡，甚至不愿意对孩子过去和现在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2022年，路透社对美国18家性别诊所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进行了详尽的报道。他们发现，没有任何一家诊所依照“荷兰议定书”的规定对未成年患者进行了繁复的心理评估。有些诊所甚至在患者首次就诊时就实施了青春期阻滞剂或激素治疗。临床医生在做出诊断和进行治疗时，主要依赖未成年患者的自我陈述和自我判断。换言之，性别诊所的医生草率地放弃了依据专业知识独立进行诊断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是违反临床医生职业守则的。

这些行为违反了医生的职业道德规范，进而直接引发了众多误诊现象。众多未成年人在接受了跨性别药物治疗之后，实际上却是患有各种心理障碍。换句话说，性别医生广泛地应用了青春阻滞剂或是性别激素，用以“治疗”那些与性别认同无关的心理疾病。卡斯博士在其报告中提及了芬兰的研究成果，强调超过四分之三的青少年群体因性别焦虑症之外的其他问题急需获得专业的儿童及青少年心理援助，这些问题中的许多都相当严重。此外，这些心理疾病往往在性别焦虑症之前就已经显现，并非其并发症。在这些与性别认同、自杀和自残念头作斗争的青少年群体中，存在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中很多人正遭受着未得到诊断的心理疾病困扰。这种现象在青春期女孩中尤为常见，往往容易被忽视。

卡斯博士在其报告中指出，自2010年起，声称遭遇性别焦虑的未成年人数呈现出显著增长的趋势。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正值全球社交媒体迅猛发展的时期。在莉特曼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中，她发现“同伴影响”是导致未成年人出现诸如饮食紊乱、抽搐以及体重急剧下降等身体痛苦症状增加的关键因素。她指出，“社会传染”现象是导致近十年性别焦虑未成年人数量急剧上升的核心因素。为了形象地描绘这一现象，莉特曼创造了一个新词，称之为“速发性性别焦虑症”。尽管在报告中卡斯并未直接提及“社会传染”这一概念，但她还是将“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显著上升”这一现象与社交媒体的兴起紧密联系起来。

当然，未成年女孩往往成为这种“社会传染”的严重受害者。她们常常自我安慰，认为只要改变性别身份，换得一个全新的身份，她们所面临的复杂心理健康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然而，许多医学专家对此类可疑的信念选择视而不见，甚至竭力推崇，这种行为更是让人难以宽恕。此外，学校教师在此事中也扮演了令人不齿的角色。他们持续对儿童进行处罚，利用教师的职权推广具有争议性的思想观念，而儿童只是陈述生物学事实。众多证据揭示了某些教师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协助性别认同困惑儿童的范围。他们更倾向于激励孩子对自身性别认同产生质疑。为了阻止这种现象在学校中继续扩散，英国政府在去年年底颁布了关于处理学校性别问题的指导方针。

为何众多医者与教师背离了他们的职业规范？其背后的直接因素是科学教育领域对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的迎合。2014年，《时代周刊》曾将未成年人跨性别治疗视为即将到来的“民权运动”的先锋。换言之，跨性别治疗已上升为平等权利运动的核心议题之一。该议程预设，对于声称遭受性别焦虑困扰的未成年群体，其唯一可接受的做法是，积极支持他们按照个人意愿对身体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变。诸如NHS等权威医学机构，对此模式采取了无条件的接纳态度。对这一议程提出疑问或认为未成年人轻易获得跨性别治疗的做法存在问题的人，往往会遭受“跨性别恐惧症”的指责，亦或被指责为压迫弱势群体，剥夺他们对自己身体做出选择的权利。这些人可能会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导致他们失去工作和名誉等。我们观察到，那些激进的活跃分子仅通过控制语言的使用方式，便得以牢牢掌控政策的领导地位，并且持续占据着稳固不易动摇的优势地位。

面对这场意识形态的潮流，医学与科学领域亦放弃了他们坚守的核心准则——实证主义。一时间，众多迎合这种平等叙事的所谓“科研”成果如春笋般涌现。卡斯在其报告中摒弃的，正是这些质量低劣、受意识形态左右的研究。在此之前，这些研究往往难以接受真正的实证检验，因为任何审查都可能被轻易贴上“恐惧症”和“偏见”的标签。尤为令人质疑的是，长期以来，医学界委托一家非正式的医学机构负责制定跨性别护理的标准。在《卡斯评估》问世之前，未成年人跨性别护理的主导权掌握在一家名为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World of ，简称WPATH）的NGO组织手中。而NHS为全科医生及其他医护人员提供的指导方针，则是以WPATH的第七版护理标准为依据。GIDS将该护理标准纳入了工作手册。卡斯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她对某个激进的非营利组织主导NHS医护指南的现象感到不解。该组织基于意识形态对临床医学施加了巨大影响。NHS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观点，即支持未成年人因性别焦虑接受过渡和医疗干预在医学界已形成共识。然而，这并非事实。这种所谓的“共识”被主流媒体无限渲染，进而被医学界视为“真理”。作家辛格尔（Jesse）近期举了一个极端案例。她指出，CNN在报道未成年人跨性别问题时，似乎遵循一个固定的说法，向观众承诺“性别确认治疗是医学上必需的，且是有科学依据的治疗”。

今年三月，休斯（Mia）基于WPATH泄露的视频、邮件以及聊天记录等资料，编制了一份篇幅达近三百页的调查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医疗丑闻：在该组织内部，相关医生与心理学家在讨论中明确认识到，未成年人无法理解“性别肯定护理”，因而无法实现知情同意。也就是说，他们深知这些疗法违背了“纽伦堡法典”。这种对知情同意的草率处理，直接导致了未成年人在成年后对当初接受治疗的选择感到懊悔。此外，WPATH的医生们私下承认激素治疗可能引发癌症。然而，在他们看来，不能让癌症等风险成为阻碍未成年人实现跨性别的障碍。他们坚信，“若孩子未能获得期望的荷尔蒙，其结果将是自我毁灭。”然而，自杀与性别转换之间的困境并无科学支持，这不过是某个游说团体为推进其政治目标而编织的传说。WPATH所涉及的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曝光后，直接引发了美国儿科医师学院先前所发起的呼吁和指责。

《卡斯评估》的发布引起了更多专家的关注。他们期望此评估能够推动儿童医疗保健摆脱政治干预。在这场意识形态的较量中，成年人或是凭借自身权威，积极倡导儿童接受他们难以理解且可能造成不可逆转伤害的治疗，或是出于自我保护，选择置身事外。卡斯在接受英国《卫报》的采访时情绪激动地指出，在这场充满毒素的政治争论中，未成年人成了被任意踢来踢去的足球。在此之前，那些自诩为最关注“跨性别未成年人”困境的人，实际上却成了他们安全的最大隐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和道德性，不惜牺牲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他们所宣扬的“拯救生命”和“确认生命”的治疗手段，最终却导致了生命的毁灭。

三、科学的日益行动主义化

1917年，韦伯在《学术作为志业》这一著名演讲中，明确指出科学（学术）与政治之间应当划设清晰界限。政治人物不得干预科学研究，不得下达命令；而科学家亦不得凭借自身影响力来推动某一政治决策。此后，20世纪的历史中，众多领域的学者纷纷尝试冲破科学和政治之间严苛的隔阂。科学如今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公共生活和政治领域，科学家们已无暇他顾，无法再深入探讨：我们是否应当走出实验室，踏入公共领域？一方面，无论是Covid-19疫情、气候变化，还是未成年人的跨性别治疗等社会议题，政客和媒体在推动这些议程时，都不得不“跟随科学”的步伐。他们依赖科学的力量，无法独立作出决策。此外，众多科研工作者基于个人的思想观念、坚定信仰以及强烈的使命感，投身于倡导特定政治议题的行动者行列。他们或致力于跨性别治疗领域的平等权益推动，或积极倡导应对气候变化的激进净零目标等。因为这些研究紧密关联着人们热切关注的社会政治议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从远处对世界进行观察，他们渴望培育一种“认知美德”，并期望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直接促进社会的向前发展。

这也引发了科学行动主义倾向的争议。目前，这一议题在欧美学术界和公共讨论中引起了广泛关注。众多学者观察到，科学行动主义的倾向可能会导致科学与社会政治领域的双输局面。以未成年人跨性别治疗为例，科学家们响应了“平权叙事”的正面信息，据此制造了大量与之相吻合的“科研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受到倡导该话题的媒体的广泛喜爱，它们在媒体上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逐渐地，这些研究被视作“科学”与“真理”的代表。相反，任何针对青春阻滞剂和激素的批判性研究，往往会被贴上“反科学共识”、“伪科学”等标签。而这些从事此类研究的科学家，也常被媒体和公众贴上“XX否认者”、“XX恐惧症”等负面标签。在此，科学的形成过程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本科学应通过持续的质疑和探索逐步接近真理，但如今，媒体、激进的行动者、政治家以及所谓的“被挑选”的科学家们，已经“先验”地认定，只有那些符合特定目标和叙述的研究成果，才能被视作科学。

在以行动主义为核心的科学领域，我们不可避免地观察到一种不良现象codejock 16，即劣质研究驱逐了优质研究。众多质量较低的研究成果正是源自这些领域。在2005年，全球引用频率最高的科学家约翰·P·A·约尼迪斯曾撰写了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论文，名为《为何多数已公布的研究结果均存在错误》。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六项与低质量研究现象相关的结论。这两条原则分别是：其一，科学研究中涉及的经济利益和主观偏见越显著，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就越低；其二，一个科学领域的研究热度越高，即参与其中的科研团队数量越多，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同样会降低。在这些特征中，显然包括了以行动主义为导向的未成年人性学研究等领域。

此外，这类质量低劣且失实的探究成果，往往会被媒体、活动分子以及政治家们引用，作为他们所持意识形态和计划合理性的证据。显而易见，这样的状况将使得错误的政策得以持续实施，而其后果最终将使社会的边缘群体承受最为沉重的负担。我们不难发现，科学与行动主义主导的议程之间，将形成一个稳固的循环论证和恶性循环。瑞士圣加仑大学的史学专家赫尔施在审视德语区对Covid-19疫情的处理方式时，提出了“真理百慕大三角区”这一概念，用以阐述当前西方“学术、媒体、政策制定”三者间的复杂三角关系。这种相互作用导致科学、真理与政策均陷入了无底黑洞。在这些“权威人士和机构”的频繁互动中，一个新时代的“宗教裁判所”已然应运而生。

类似的问题亦在当今西方最为关键的政治话题中显现，尤其是关于气候变暖和能源变革的议题。在此领域，上述的三角共同体形成了一套既定的说法：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气候危机的根源，人类避免这一危机的时间极为有限，因此必须迅速停止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只有那些符合这一叙述的科研成果才有资格在知名学术期刊上刊登，而任何试图质疑或反驳这一叙述的研究成果都将被边缘化。去年气候科学领域发生的两大“丑闻”便是这一现象的最佳例证。

2022年9月，意大利的物理学家阿里蒙蒂及其团队成员，在《欧洲物理杂志增刊》Plus上，共同发布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对全球变暖时期极端事件趋势的批判性审视》。该论文在参考了IPCC的报告及其中引用的众多论文后，却提出“依据观测数据，众多证据表明，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气候危机并不显著”的观点，这一论断激怒了环保活动人士。数月后，该文发表，权威媒体如《卫报》、《法新社》以及科学家如曼等，均对论文的出版方施加了压力，强烈要求其撤回该论文。该论文在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之后，再次通过了同行的审核，但最终，由于编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还是选择了撤销该论文的发表。

2023年，在气候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同样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美国气候问题专家布朗（Brown）在《自然》杂志上成功刊发了一篇关于加州野火的学术论文。然而，论文一经发表，他随即在《自由新闻社》发表声明，坦言为了在具有高影响力和高引用率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他不得不对论文进行“审查”——即按照既定的叙述框架，突出“气候变化”在野火形成中的影响，同时弱化自然因素和纵火者在其中日益凸显的作用。

在另一篇论文中，布朗提到，《科学》杂志的前任主编麦克纳特任职期间，曾撰写并发表了题为《超越两度的地狱》的社论。目前担任该杂志主编的索普，曾为科学期刊所持立场进行过辩护，他主张科学在气候问题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包括政府对于解决方案政策制定的决策权。这些顶尖学术刊物的负责人明确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它们更倾向于接纳那些与这些政治立场相契合的研究成果。布朗在文中还特别指出了在气候研究领域必须避免触及的敏感议题。一旦研究涉及这些敏感问题，它们在具有高影响力和高引用率的期刊上发表的机会将变得极为有限，这同时也预示着学者们学术道路上的困难重重。

为了个人职业发展考虑，学术界人士往往不得不向行动主义低头，并对自己所进行的研究实施自我约束。去年，克拉克（Cory J. Clark）及其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该研究引用的调查数据揭示，在美国，16%的教育工作者因教学、研究、演讲或非学术出版物遭到纪律制裁；34%的教授承受着来自同行的压力，被迫放弃具有争议性的研究；25%的受访者坦言，他们在学术出版物中“非常”或“极有可能”进行了自我审查；高达91%的受访者承认，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可能在学术出版物中进行自我审查。该研究分析指出，科学审查往往是由科研人员自发推动的，此类自我审查多源于美好的初衷。这些初衷中，有对人类社会群体利益的关心，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科研人员努力平息公众对有争议话题的质疑，生怕这会损害公众的信任或科学的权威。

然而，受到行动主义思潮的推动，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开始误导公众。观察媒体，我们发现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专家纷纷抱怨，公众在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思想的冲击下，对科学的信任度正逐渐降低。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去年，北欧的一项研究揭示了真相：公众所怀疑的并非科学本身，而是那些与政治紧密挂钩的所谓“科学”。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认识到行动主义对科学的扭曲作用，而由行动主义所推动的科学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科学的本质。

在批评大众之前，学术界的佼佼者是否应先进行自我审视？在涉及未成年跨性别治疗这一领域，已有《卡斯评估》对过往的行动主义进行了纠偏，然而，在其他诸多关键的研究方向，我们却未能目睹这种希望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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